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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古，知名財經(jīng)作家。

(資料圖)

一場大戲，總算落場。

自2018年劉強東在美國成為“性侵”疑云主角后，這一場世人矚目的狗血肥皂劇，突然就中止了。

雙方拉鋸了四年多，從刑事案扯到了民事案。而美國法院也進行了大量的取證和非公開庭審，甚至陪審員都找好了，民事訴訟正要開庭時，雙方律師團隊共同宣布，達成和解。

這場狗血肥皂劇后面，隱藏著美國司法體系的重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法治社會的真正內(nèi)涵。

01

和解的代價什么？

在美國，90%以上的民事訴訟，都是以和解而告終。

雙方之所以和解，必然基于一個原因，那就是官司如果打下去，并不利于雙方。

劉強東此次事件中，刑事問題早已落幕。

2018年12月，事發(fā)地檢察官辦公室在官網(wǎng)發(fā)布通告，稱經(jīng)警方徹底調(diào)查，以及四名專門處理性侵案件的檢察官的仔細審查，認定劉強東涉嫌性侵的案件存在嚴重的證據(jù)問題，檢方?jīng)Q定不會以性侵罪起訴劉強東。

也就是說，當?shù)貦z方認為劉強東無罪，雖然措詞就是證據(jù)不足，但從當代法律的概念上來說，檢方所說的證據(jù)不足就是無罪的代名詞。

然而女主角劉婧堯并不準備就此放過劉強東。

自2019年4月16日，女方當事人劉婧堯提起民事訴訟，“索賠金額5萬美元，上不封頂“。請注意，對方的目的顯然不是5萬美元，5萬美元只不過是一個最低限度。

更有意思的是，女主角還把京東這家公司列入共同被告，劉婧堯認為，由于劉強東當晚組織晚宴和使用豪華車的費用均為京東公司提供，京東也成為連帶被告。

美國法院居然還同意了。

這么一場長達三年多的民事訴訟自此展開。

我們先不談最后和解的代價，僅僅劉強東和京東公司為此案花費的律師費用，可能就是一個天價了。

劉強東和京東公司聘請了美國知名律師團隊來應付此案。

第一位被聘請的律師號稱是明尼蘇達州的“傳奇刑事辯護律師”弗里德伯格，也是劉強東案件的第一代辯護律師。

團隊中另一位大咖級律師則是2010年轟動雙子城的“曲棍球運動員謀殺案”的辯護律師厄爾·格雷。

劉強東還聘請了美國知名律所昆毅律師事務所，這家律所在馬斯克起訴特斯拉私有化誹謗的股東訴訟抗辯中得勝，有著豐富的經(jīng)驗，還尤其擅長名人性事相關的官司。

據(jù)媒體估計，這些頂尖律師的每小時的費用就高達人民幣22010元。

官司都打了三年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劉強東和京東公司付出的代價可是不菲，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金估計是扔出去了。

那起訴方一個普通女子，她能支撐這筆費用嗎？當然不行。

任何一個美國普通人，如果要自己付費請律師打一個長達四年的官司，高昂的律師費就能讓他們家庭破產(chǎn)。

支持劉婧堯打這個官司，并進行四年訴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律師界有一個重要的業(yè)務，那就是風險代理收費訴訟。

簡單來說，就是律師不收錢，他們只從訴訟方獲得賠償金和和解金中抽成。

如果官司沒成功，律師就顆粒無收，如果官司成功，賠償金額非常高，那律師可能會賺得盆滿缽滿。

官司折騰了三四年了，劉婧堯的律師要多少代價才肯撤訴呢？我們可以推測，和解的金額一定是一個天價，否則律師團隊不可能接受。

看一下其他美國名人類似案件的和解金額就可以猜測一二了。

2003年7月1日，科比因要治療膝蓋入住了科羅拉多州鷹郡的一家酒店。第二天，該酒店的前臺服務生，一名19歲的女大學生就向警方報案，稱科比強奸了她。

剛開始科比還否認和該名女子發(fā)生了關系，但在警方取得證據(jù)之后，科比又改口稱兩人的確有過，但是是雙方自愿的。

最后由于女方不再愿意出庭作證，檢方放棄了訴訟。而女方也撤銷了民事訴訟，雙方達成庭外和解，以科比賠付500萬美金的民事賠償，外加發(fā)表道歉聲明而告終。

英國的安德魯王子“性侵”一女子弗吉尼亞·吉弗爾的民事案件最終通過多次調(diào)解，最終庭外和解。這場長達7個月的民事訴訟案，最終以安德魯王子支付給受害者吉弗爾約1億人民幣的賠償費作為終結。

劉強東和京東和這位女子的和解金額，達到千萬美元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真正的問題來了，此案中，劉強東沒有構成強奸是經(jīng)過了檢方認定的，也即二人為自愿發(fā)生性關系。

為什么到最后，劉強東和京東公司依然要接受和解，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了結此案呢？

02

美國普通人，為何痛恨律師

坊間經(jīng)常有一種傳聞，說美國律師業(yè)發(fā)達，人人喜歡打官司，說明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

但僅從劉強東這件事來看，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濫訟是美國司法體系的一個重要弊端。

在這一類型的案件當中，可以說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律師們。

劉強東和京東支付了巨額的律師費，女主角獲得的賠償中恐怕大部分都是律師的風險代理費。作為公眾承擔稅收的法院忙了三年，開支了大量的稅款，但法院投入的經(jīng)費和精力不過是雙方律師博弈的工具。

而美國大部分民事訴訟，都是這個情況。浪費著大量納稅人的錢的同時，辦案效率無比低下，最終肥了律師這個行業(yè)。

律師憑什么能在這類案件中發(fā)揮巨大的作用呢？

我們設想，假設一個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很明確的，律師能成為這種需要花大價錢的關鍵性資源嗎？不能。

比如，借貸糾紛，上法院無非就是展示借據(jù)，然后要求法院強制執(zhí)行對方的財產(chǎn)，律師并不能影響案件的結果，這時律師的服務只是幫助事主來應付法院的程序性工作，這種工作是很難有高收入的。

美國律師們能夠在案件中發(fā)揮關鍵作用，進而影響判決的結果，這才是他們能獲得高額收入的原因。

他們是怎么影響結果的呢？答案是通過陪審團制度。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是普通法系的一大特點，在這種體系中，由法院隨機選擇普通人來參與庭審，并且還要在案件過程中隔離輿論，以防止他們受到輿論的干擾。

在法庭中，由陪審團來觀察訴辯雙方的爭論，最后由決定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原告是否需要賠償。

這就讓法院判決充滿了隨機性。

在此案中，9月30號雙方律師從60個候選陪審員中選出了12位陪審員參加案件審理。

如果沒有和解，這次庭審或將持續(xù)一個月，這些陪審團需要承擔每天從9點開始，每周五天的陪審團職責。

你看看，為了一個在刑事上早已有結論的官司，他們歷經(jīng)了三年的案前準備，花費巨額稅款挑選了六十名陪審員，還準備花一個月時間來審理此案。

這真的是什么先進的司法體系嗎？

當然不是。

事實的真相是，任何一個美國女生，只要和名人們搭上關系，那她們都有機會通過這種法律程序，拿到一大筆錢，可謂是人生暴富的絕佳機會。

而少有女生能抗拒這種巨額收入的誘惑。

律師們像是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只要有類似案件出現(xiàn)，在利益的刺激下，以風險代理費的方式來對名人進行訴訟追殺。

他們之所以成功概率極高的原因是，案件一旦進入庭審程序，當事名人不得不出庭作證，甚至不得不在陪審團和公眾面前親述各種案件細節(jié)。

而缺乏法庭經(jīng)驗的人，還有可能被律師們搞得驚慌失措，在陪審團面前大大丟分。不要忘記了，陪審團就是隨機抽選的普通人，他們很有可能因為某人的法庭表現(xiàn)，從面同情另一方，作出情緒上的判案。

劉強東和京東實際上長時間頂住了對方律師的壓力，在最后時間才妥協(xié)，這一妥協(xié)，本質上是價格的達成。

我們可以設想雙方的斗智斗勇過程：

在美國，人們最痛恨的職業(yè)是什么呢？就是律師，他們被罵為吸血鬼，因為漫長的訴訟流程、高額的律師費、不確定的審判結果，使得大部分人根本打不起官司，庭外和解才是最重要的解決方案。

如果真要在法庭伸張所謂正義，對普通人來說，可能就是傾家蕩產(chǎn)的風險。

那么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一個陪審團制度就能有這種后果嗎？當然不止。

03

法律真有必要搞這么復雜嗎？

復雜性是美國法律制度的一個特點，而這種復雜性是由美國的聯(lián)邦制造成的。

在聯(lián)邦構架內(nèi)，每個州都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權。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憲法、通過自己的立法機關作出法規(guī)、以及州法院產(chǎn)生的一整套判例法。

所以可以說美國有51套法律，而不是只有一套統(tǒng)一的法律——50個州各有一套法律，聯(lián)邦又有一套法律。

普通人是完全不可能適應、理解美國的法律體系的，因為這些法律條款都是天書般復雜，里面充滿著無數(shù)的玄機和復雜規(guī)則，如果碰到訴訟，那就必須依賴律師。

而復雜的法律體系，又給律師團隊巨大的操作空間，我只要在法律中找到有利于我當事人的條款，就完全可以達到我當事人的目的，甚至讓法院做出匪夷所思的判決。

1994年轟動一時的美國橄欖球黑人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在法庭審理中盡管檢方出示了大量人證物證證實辛普森殺害了他的妻子和一位餐館侍應生，但在辛普森花了近1000萬美元聘請的豪華律師團隊的連環(huán)抗辯下，利用警方取證時的程序瑕疵將關鍵證據(jù)予以排除，使以黑人（9人）和女性（8人）為主組成的12人陪審團以此為據(jù)判定辛普森無罪。該案在“疑罪從無”的庇護下成功為真兇辛普森脫罪。

這一事件，常被人視為是美國司法程序正義的典范。但同時說明了一件事，即使是警察，他們也在復雜的法律中懵圈，不知道自己做的哪一件事違背了相關法律。

越是復雜的法律 ，律師用來改變結果的能力就越強，也正因如此，他們才能高收費。

證據(jù)確鑿的殺人案，都可以改天換命 ，還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在這種環(huán)境下，美國整個社會對律師的要求就大大增加。

美國一共有135萬律師。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律師人數(shù)卻占世界律師人數(shù)的70%。

各行各業(yè)都有大量的收入被轉移到律師的手中。比如美國的醫(yī)生，收入的確不菲，年入十幾二十萬美元，是一個常見的收入。但他們用于購買醫(yī)療責任險的開支往往達到收入的30%至50%。

因為他們也是病人訴訟的對象，動輒數(shù)十萬、上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額和高昂的律師費，讓醫(yī)生們不得不將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應對訴訟。

他們隨時面臨律師的獵殺，一些律師甚至主動去醫(yī)院尋找客戶，以風險代理費的方式進行訴訟。

各大公司都得養(yǎng)一大群法務，以隨時應對律師們的獵殺。

對于大公司而言，幾億美元的庭外和解費用，那是司空見慣的。而對于發(fā)起訴訟者，反正不要我花錢，搞到了，一夜暴富，搞不到，我也不損失什么，那怕什么呢？

告到他們天昏地暗。

絕大部分大公司都是官司纏身，花費大量的金錢來和這些獵殺者周旋。

今天的中國，其實也有這個苗頭了。

法律的復雜程度在不斷地增加，而律師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法官判決的能力也在增強……

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法律作為定紛止爭的工具，有這么復雜嗎？

人與人之間的糾紛處理，真的需要無比繁復的法律和無數(shù)吸血的律師嗎？法院判決的結果能被律師左右到這種程度是一件好事嗎?

至少在我看來，劉強東這種案件的結果，不過說明了美國社會已被律師利益綁架，社會的各種成本太高了，這實在不是一件好事。